邓小平复出后放了“一声炮”点了“三把火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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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来源:未知发布时间:2021-06-17 23:23

  1976年10月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中国进入“两年徘徊期”。1977年至1978年,复出后的邓小平“放了一炮”、点了“三把火”,推动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。这“一声炮”与“三把火”,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重要贡献,也鲜明体现了他坚持原则、敢抓敢干的思想风格和善于抓住契机、推动历史前进的领导艺术。

  一、复出前后“放了一炮”,强调坚持实事求是

  “放了一炮”是邓小平自己的说法。1978年5月,他在一次谈话中谈到实事求是问题时说:“我放了一炮,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,后来又加了一句毛泽东思想的体系。有人说我这个提法是同华主席唱对台戏,结果华主席用了我这个话,这些人不吭气了。”这“一炮”是邓小平在复出前后放的,目标指向“两个凡是”。

  1977年2月7日,《人民日报》、《红旗》杂志、《解放军报》发表题为《学好文件抓住纲》的社论,提出:“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,我们都坚决维护,凡是毛主席的指示,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。”这句话后来被称为“两个凡是”。当月,还没复出的邓小平在同王震谈话时,明确对“两个凡是”提法表示异议,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,不是毛泽东思想。后来他又多次指出:“两个凡是”不行,按照“两个凡是”的观点,就说不通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。而且从理论上说,将毛泽东在一个场合说的话移到另一个场合去讲,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,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割裂。针对这种错误观点,邓小平在1977年4月10日给华国锋、叶剑英并中共中央的信中鲜明提出: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、全军和全国人民”。

  7月17日,十届三中全会作出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的决定。邓小平在全会上讲话时又指出:“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,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。”此后,他多次强调实事求是“是毛泽东哲〖JP+1〗学思想的精髓”,提出要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,创造毛泽东所倡导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。

  复出前后邓小平的这一系列表态和讲话,无疑是“放了一炮”。这位老资格的政治家,虽然三落三起,但始终是立场坚定,充满政治勇气。人们从这“一炮”中,看到了中国进步的新希望。然而这些话在当时还是冒着一定政治风险的。“文革”中,邓小平曾两次被打倒,复出后还是这样棱角分明,这正是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政治本色所在,他7月21日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指出,出来工作有两种态度,做官和做工作。做清闲的太平官不符合他的性格,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,只要是对党、国家和人民有利,认定了的事,他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做。

  邓小平的这“一记重炮”振聋发聩,令全党耳目一新。它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和历史脚步徘徊不前的症结所在,促使人们冲破“两个凡是”束缚,深入思考中国的实际问题。9月28日,陈云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文章指出:“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,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、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。”聂荣臻等其他老同志也纷纷发表文章,强调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作风。与此同时,一些理论工作者也在思考:“两个凡是”究竟对不对?判断检验理论、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?

  由此,邓小平的这“一声炮”拉开了一场思想大解放的序幕。

  二、在广州、成都点了“两把火”,谈经济政策问题

  点了“三把火”也是邓小平自己的说法。1978年9月,他在东北视察时说:我是到处点火,在这里点了一把火,在广州点了一把火,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。先说说前“两把火”,即邓小平1977年11月在广州的视察和1978年2月初在成都的视察。

  1977年11月中旬,邓小平到广州视察。11月17日,他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,当听说有些地方规定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、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时,引起了他的深思。他明确指出这是错误的,是形式主义。由此他感觉到:“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。政策对不对头,是个关键。”他对一些政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

  在谈到农村政策时,他指出:生产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,不能随便过渡,大队核算也不能搞早了。过去许多行之有效、多年证明是好的政策要恢复。在谈到按劳分配问题时,他说:农村中有个按劳分配问题,工厂同样有这个问题。包括奖金制度在内的各项规章制度,合理的要恢复起来,不合理的要改掉。

  在谈到外汇问题时,他说:广东紧邻港澳,搞外汇有很多门路,要多搞点外汇,赚回钱来。把生产生活搞好了,才能解决一些老百姓“逃港”的问题。他明确指出:“逃港,主要是生活不好,差距太大。”他特别提出,“从旅游角度可以解决广东许多问题”,要发展旅游事业赚取外汇。他还提出要研究广东、福建两省的侨务政策。这表明,此时他已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两省作为突破口,冲破闭关自守状态,逐步走向国际市场的问题。

  邓小平要求广东的同志“写个报告给中央,把问题分析一下”,同时“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,可以恢复的就恢复,不要等中央”。1978年4月,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还提出要支持广东搞出口基地,以进养出。他的大力支持给广东的同志以很大鼓舞和启发。1978年10月,广东省向国务院上报《关于宝安、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》的报告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广东的改革开放更是走在了全国的最前列。

  在这次视察中邓小平感觉到,人们思想中还有很多“左”的束缚,还有很多条条框框,实践中不敢迈开步子,甚至很多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做法也不敢去改变。两个多月后,他在成都视察时再次提到“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”的事例。

  1978年2月初,邓小平在出访缅甸、尼泊尔途中返回四川成都短暂休整。当时,四川一些农村采取“文革”前“包产到组”的做法,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,但遭到来自上层的一些非议。2月1日,邓小平在听取四川省委负责人汇报后指出:“有些问题是共同的。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。我在广东听说,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,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,怪得很!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,怎么能行?”他提出要清理一下现行政策,“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,先解决一些,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。”邓小平的这番话,使深感有思想压力的四川省委领导如释重负,倍感鼓舞。不久,四川省委就制定《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》,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,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,开始进行农村改革的探索。

  广州和成都这两次谈话时间相隔不长,主题也比较一致,都是谈政策问题。在两次考察过程中,邓小平坦率承认内地与香港相比“生活不好,差距太大”;明确指出我们的政策有问题,需要“清理”;明确提出要多搞门路赚取外汇。这些话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,无疑是“点火”之举。

  邓小平的这“两把火”在他所到之地点燃了改革开放的思想火花。然而就全国来说,思想上还有很多“禁区”,广大干部群众还有很多顾虑,不敢打破条条框框。时局的真正转变,期待着新的历史契机。

  三、在东北点燃“第三把火”,为改革开放作思想发动

  经过前“两把火”,邓小平明白,单纯从具体经济政策入手来推动工作是不够的。各项工作最后都要靠人来执行,在人们的思想受到禁锢的条件下,“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,很多事情都不敢搞”。“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,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”。于是,邓小平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放在解放人们的思想、推动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上来。

  1978年5月11日,《光明日报》发表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的特约评论员文章,很快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。但这场讨论却受到坚持“两个凡是”错误观点同志的压制,甚至有人指责这篇文章“实际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”。后来争论越来越大,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。他敏锐地察觉到:这实际上是一场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的大争论。6月2日,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:有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,却往往忘记、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,“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,从实际出发,理论和实践相结合,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。他们的观点,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、列宁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,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”。“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,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。”讲话针锋相对,矛头直指那些搞“两个凡是”、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人。

  正当大讨论展开之际,邓小平离开北京,率团参加朝鲜国庆三十周年庆祝活动。9月13日活动结束后,他并没有立即回京,而是在东北三省进行了五天的视察,回京途中又视察河北唐山、天津等地。邓小平点的“第三把火”,就是指他这次视察中的沿途讲话,主要是讲两大问题:一是思想路线,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。

  在思想路线方面,邓小平再次号召大家“解放思想、开动脑筋、实事求是”。他在吉林、辽宁等地强调:实事求是、一切从实际出发,“这是政治问题,是思想问题,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。”“两个凡是”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,“这样搞下去,要损害毛泽东思想”。“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,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。”要做到实事求是,前提条件是鼓励人们大胆独立思考,而不能到处设思想“禁区”。邓小平说:“‘禁区’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,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。”他指出:“不开动脑筋,就没有实事求是”,“思想僵化,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”。他提出,“要提倡、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”,“所有的人开动脑筋,就有希望”。

 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问题上,邓小平集中对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、要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、开展对外经济联系等发表了一系列看法。

  关于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,他在吉林长春、辽宁鞍山等地指出: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表现,就是能够迅速发展生产力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,“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,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,还谈什么优越性?”他还发人深省地说:“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,我们要注意这个话。我们要想一想,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?”“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,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?”

  关于要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,他在视察本溪钢铁公司和大庆油田后明确指出:我们国家机构体制“人浮于事,机构重叠,官僚主义发展”,“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。总的说来,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,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。”他提出要发挥基层积极性,扩大基层企业的权力。几天后,他在视察鞍钢炼铁厂时再次强调:“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”,“必须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”,“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”。

  关于开展对外经济联系,9月16日,他在吉林长春指出: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,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没有,人家封锁我们,现在有了。他提出要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,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,甚至可以引进外资、合资经营。这表明,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,邓小平就在考虑对外开放的步骤和方式问题。

  在广州、成都的前“两把火”中,邓小平提出经济政策问题时,人们思想上还有所顾虑。但经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后,整个社会的思想氛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邓小平抓住时机、趁热打铁,适时点燃“第三把大火”,集中谈思想解放、实事求是,集中谈改革、谈发展,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。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王恩茂回忆说:小平同志的讲话,促进了我们思想的大解放,过去有些不敢想的问题,现在敢想了;过去不敢讲的问题,开始敢讲了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,小平同志做了很多思想发动工作,为召开三中全会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。

  历史转折点上的蜿蜒曲折、峰回路转,总是令人回味感叹。通过回顾邓小平的“一声炮”与“三把火”,可以明白看到,历史的转折并不是那么轻易实现的。经过这次东北之行的最后“一把火”,邓小平看出,人们思想上的束缚开始解脱,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呼之欲出。一个月后,他又访问了日本,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经验,引起他对解决中国问题的进一步思考。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,引导中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、胜利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的高速列车启动了!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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